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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新家，bokee这里将不再续。

 常会忘记这里，一如常常忘记自己的名字。逆风而来的三个字，冥顽揪住衣襟不肯放手，是你啊！而寻常与冥想初孕的这一段距离，竟生生维系了两年。四十几篇字并非起承转合严丝合缝的蒙太奇，时光的线条去堆砌声光的熔融，镜头感是异常粗砺的，大抵是温室的七色堇，有意淡褪了生机，或是霉黄的朵云轩信笺上风干的泪珠，刻意忘记的经过，而今历历在目。记忆逼仄的甬道里，那些在死寂里黯然的火光毕竟还在前头，于是撑起沉重的眼皮让这场自救谨小慎微地持续下去，每一步小心得可耻，可人活得疲了，转烛于锱铢酒令，一个不留神便与往昔撞个满怀，罪愆者倒退回去，不必招供便自行前来起解画押，我们都清楚，只有回忆的疆域是永不疲倦的流刑地，姿态卑微地流放在这瀚海无边的歧路。

 两年使得我与青岛和JN都隔出相当的距离，几千里，几万里。乱世里的人，得过且过，哪有真的家?一个面目已然不再可憎，另一个永远变成掌心粉色的车票，边缘延伸三百九十二公里。两年过去，归属感同口里的黄沙一道消蚀掉，换来相对的自由（算谁的礼物？），离开一座城，去到另外一座，变更的只是距离。时间惠赐的禀赋把一段段旅程物化，依然流泪，不带一丝悲伤。

 异端的生成只需一个犬牙交错的夜晚，从枕戈待旦到随遇而安，变的只是裹在身上的一条棉被，或一条百年老河已养不起一只螃蟹，干涸了河水，龟裂了土地，或一枚陈旧的月亮，用天空裂一匹蓝帛，却还遮不住伤口，被河水洗得发白的伤口。微苦的伤口。长的是苦难，短的是人生。只是这人生在九点之后是焦灼的漫长，再平凡的痛苦也被放大了无数倍，一点点啮噬，沉默，喑哑，微小，溃烂，流脓，结痂......好不了的就跟着殉葬。

 写字是一回事，过活是另一回事，再深邃绵长的句子，都被卖鱼妇人的雨鞋踩踏得七零八落。白纸黑字的出口通向遥远孤绝的世界，我读他们，Paul Celan,Sylvia Plath,Anne Sexton,Frank O'Hara,玻璃般易碎的诗行，词语，还有蒙马特高地上的邱妙津：“今天在地铁站，我发现同样的情绪，同样的悲伤，而对于‘老’的触媒，则是我不再爱了，再不了......家里的一只小鸟在变七彩之前夭折，而我亦是一个未经成熟便衰老的人......抱歉，耗费你的耐心，虚掷你的爱情，当你不再愿从前般给予我专注地注视，无懈的呵护，诸神的傲慢便被折断，只得缄默。”我想念她走过的巴黎，或是十三年前六月的最后一天，匕首刺进的胸膛，血洇染石阶，一级一级扶缘而上，午后的阳光里泛出褐色。我读他们，距离是紫色的，鲜活与腐朽之间。

 然而活着的却在七十年前书写我的生活，Carson Mccullers，为什么还要读你？死去的Singer，活着的Mick,Biff,Blount，我可以睡去，醒来继续为他们哭泣。更久以后，Miss Amelia和她突兀的灰眼睛，忧伤地逡巡（那罗锅是不会回来的）。我读你的故事，封面上的你抽很长的香烟，看过布列松拍的你，长睫毛和照片一样布满灰尘，那时的你是站着的。你看自己的牙齿，很好，只坏了三颗，John Huston来探访你，还可以会心地大笑，那是1967年，九月的时候你沉沉睡去，我想还可以早一点，早慧的女子是精致脆弱的生灵。 很多年以后，我将与人群逆向而行，我坐在站台的长椅上，你走下来，终于，我们都要老去的。

 其後，走过浮华与苍凉的交界，各自为己，照旧生活。

 我在一个下雨的夜晚看完这或许最悲伤的一出电影，电影里的背景也总是初春的料峭和潮湿，沥青总是湿漉漉的凝滞，我记得玛蒂尔德的咖啡色毛线外套，我记得同样穿这样外套的女子，和那些不曾深刻过的交谈。四时的天幕是灼人的微红，宛如无名的岛屿上，那些肆意繁殖的红色苔藓，触感柔软，而视线里却是忧伤的冷色调。无从复述的故事，因为对任何情节的回忆大抵都是些莫名的负担。尾声处，玛蒂尔德追随弗朗索瓦来到敦克尔克，她租下一间小小的屋子，窗子的视野里可以看到弗朗索瓦上课的教室，玛蒂尔德最后能给他的就是沉默无声的目光，她很久不和别人说话了，常常晕倒，而还醒着的时候，就那么坐在窗边看着他，一动不动。两个月以后，玛蒂尔德死去了，警察找来了弗朗索瓦，沿着老房东指的方向，弗朗索瓦看到自己每天上课的教室。墙上残留玛蒂尔德涂鸦的句子：

 "这里就是海，弗朗索瓦”。或许正宛如浩瀚的海洋，我正陷落其中。在他世的时空，他们是否会相遇?

 在另一个城市尽头的碟市买到这部电影，《白色婚礼》，哲学老师爱上自己学生的故事，这不是洛丽塔般的对影恋战。白色婚礼，可是没有婚礼，他们总遭遇命运的凶犯，面对相同的悲剧，就像玛蒂尔德说的，他们只是厄运的玩偶。玛蒂尔德过早地看见了生活的另一面，明白上帝从未让人们受苦，而这本就是人们的生存方式。然而即使看到再多，她还是个孩子，对时间的所有美好念念不忘，甚至一直到最后，她也忘记了成长。老师夸她的时候，她笑得和十七岁的女孩没有两样。

 孤独者如玛蒂尔德，很早去学会用身体去抗击暴风骤雨的啮噬，她没有家，她只属于某个角落，她学会把爱深沉地郁积，却从未拒绝亲近这个世界：“请叫我玛蒂尔德，不是特茜小姐，我不习惯人们用姓称呼我”。一株挣扎的蓓蕾，却从不放弃开放，尽管看起来是这样的奢侈。她遇见了哲学老师弗朗索瓦，积蓄的情感就这样爆发，一个女子在那样一番天地了，变成了聋子，也变成了疯子，一如挪瓦斯高梯上的阿黛尔·雨果。我甚至想那或许不是爱情，在过往漂泊的年月里，有多少感情是她忘记表达的？

 在我碌碌无为的青春里，最大的创痛莫过于看到他人半途夭折的青春，时光顿时熔炼成生命的余烬，那是怎样的疼？曾站在医院五角形的无菌病房的门外，年级相仿的少年，脸庞因痛苦蜷曲成惨绿，失去的是双腿，还是胳膊，手指？记忆的跳灰里，我穿着白袜子在地板上走直线，是要去哪里？前方模糊视线里的背影，玛蒂尔德，是你吗？

 Ending的主题响起，弗朗索瓦坐在灰白的沙滩上，海天一线，咫尺天涯。汹涌的海洋，逝水悠悠，可已经不再是同一番天地了，时光的车开啊开，他匆匆一瞥，终于开始老去了。

 我把自己投入黑暗，窗是开着的，琥珀色的天空后，有泪珠跌落。

  离开是多么决绝的词语，轻而易举地与周遭划开界限，就连街灯下悬浮的静静的灰尘，抑或脚下滞重粘稠的土壤。只剩一路肮脏破败的公车，带我去边缘磨损的屋子，我可以，带些电影回家。距离已经是唯一的安全感，不要进一步，也不要远一步。八点钟打开报纸，那些遥远的纬度是突发的暴动，我试着念出那些拗口的地名，原来生活过的地方，也有这样炽热美好的词语，即或在暴动的语境下。天是森森的蟹壳青，趟死水的沟渠汩汩吞吐淡黄的沙，隐隐出现一只耳朵的意象，那是在亘古的拉萨，路人被暴徒一刀剜下的耳朵，倏然痛得说不出话。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乱世，物外的我们得过且过，起的也净是下流的念头，国旗上行将消失的第一颗星，终究还是被我们赶上了。曾经看路易马勒的专访，谈起自己著名的Au revoir,Les enfant的时候他讲了这样一句话，我在场，所以我有罪。

   逝者离我们有多远？三尺外还是天幕之上？带着颓唐的情绪看周围的过往，一个比一个棱角更分明，面孔仿佛揭示着内心熟稔的辩证法，把所有人的创痛放大到日常的层面，果真忘了还有灰色地带这样的存在，非黑即白是强迫式的一厢情愿，于是开始欣羡那些得以解套的魂灵，Renfro,Heath，还有刚刚远去的安东尼明格拉，加起来还不到一百岁。长寿是骇人的事情，松垂的眼袋和肌肤，罢岗的脑筋，森然显露的青筋，牙齿和话语好像西天外的烟花，啪，消失，你还来不及打个转。我是愿意相信Into The Wild那样的城市寓言的，我愿意囤积勇气去选择此般激进的方式，Christopher Mccandless，曾经不断念叨过的名字，电影结束的时候，周围的空气拒绝了流动，同我一道为殉道者默哀，泪水把银幕晕成一团温暖的银，幸福地微笑，以行走的方式重生，竟会如此绚烂。

 我终究是胆怯的，与同样期待上路的人一道，不知所以，心惊胆战。你没有披肩，我没有灵魂，《滚滚红尘》里章能才对韶华说的一句话，三毛一身粗糙的才情，倒也偶有惊艳之处。说到底，还不都是背负词语当行囊过活的一群人，买米买盐的路上还忍不住唱着自由主义的颂歌，末了呢？坐在老人椅上变成连回忆都没有的一群人。战战兢兢地跳出那个窠臼，摸摸温热的脸，哦，还好，我是年轻的那一个，我的梦里从此只有加沙，只有耶路撒冷，只有巴尔干半岛上雄踞峭壁的一只鹰隼，眼神因折翼而变得凄凉，却从不妥协。耶路撒冷的一场朝圣，是呼唤也是庇护，他代表的，是无法泯灭的边界。流弹和黄沙，行进的骑兵军，带来最后一丝气息。

 都是要结束的，此间的生活，此间的失语，此刻的无言以对，离开变成一种仪式，一次祷告。虽然清楚地知道，所谓重新开始，是四字构成的莫大的幻觉，可是不就活在编织的幻觉里不亦乐乎吗？

  转瞬即逝的脸庞，是自私，是冷漠，却也是期待......

  那些街灯的姿态是高贵而卑微的，沉默，害怕责备，自惭形秽，气若游丝。胶着的夜色里，她是唯一值得留恋的奢侈品，距离得当，湿润而不显粘稠。我们站在落地窗前，城市与身体一指之遥，流光只是寂寞的点，后来晕成一团雾，钻进透光的缝，变成流浪汉们游荡的影子，或者可以再远一点，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区，黑发洗眉的女子，手里总有一支烟。

  我叹口气，把书合上，二月的尾巴，封面的女子等待一场久违的春天。1942年，Etty Hillesum写着这样的句子：

 我知道，每一天，她都道永别。Etty Hilesum，29岁，读过法律，懂俄语，她母亲的母语，为了生活，她教俄语。也就是说，她收入微薄。她花时间读里尔克，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快乐，傲慢，极度沮丧而焦虑。哲学家的棱角，有时便是形而上（Prerequisite for my gigantic program is to lead a hygienic life, physically as well as mentally. For the physical part enough sleep, a regular cold bath and gymnastics in the morning is a must. And then the mental hygiene. Scribbling in this book, explaining to myself, as far as possible, the many processes that are going on inside?） 1941年，Etty开始写日记的那一年，局势严峻，一切重新开始，逮捕、集中营、所有亲人都有可能在明天被带走。然而，如果说无忧无虑真的消失了，却不是被悲观主义，而是被快乐隐秘却反常的逐步发展所代替。春天的夜晚，她想象自己走过山梅花，走过金玫瑰，走过德国的哨兵。她反抗，不是对历史，而是保护自己不被过度恐惧包裹，不那么早的死去，也为了睁着双眼，继续漫步，同时，积聚信仰的力量，试着发出声音，她相信痛苦的权利，但不从于向痛苦屈服的意志。

 God, take me in your big hand and make me your instrument, let me write for you?

 生活在继续，洪流开始淹没。她所知晓的未来清晰的可怕：灭绝。在这些有条不紊的进程中，背景开始变得难以忍受。她试图给死亡一个定义，一个独特的定义，只适用于自己。Etty这时已经在无数个不同的集中营里经历了无数次死亡，她已经习惯不再把生活的伦理融进仇恨中，她决定，完整地，走到最后

（We are always in search of the redeeming formula, the crystallizing thought. ）。 Redeeming formula，读到这两个优雅的字的时候我在想，集中营对Etty来说已经是一个思考的斗室，她渴望与上帝对话，不能眼睁睁看着上帝变成朦胧的实体（Deep inside me is a bottomless well. That is where God resides. Sometimes I can reach it, but more often rocks and grit are covering the well, and then God is buried. Then he has to be excavated again?）

 可情况还是越发糟糕起来，Etty已经抓不住那些迷人的时刻了，逝去的白天在她身后深深沉下去，她只是幻想，脚步轻盈的沿着带刺的铁丝网走下去。绝望让她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她抗争，不向畏惧妥协。Etty铭刻于心一个触手可及的事实，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的苦牢里度过的四年，只有一本《圣经》可读。Etty把《死屋手记》放在身边，默默鼓励自己，永远不要失去作家般敏锐的目光---眼睛一直睁到最后。

 结束Etty日记的那一刻，我开始厌恶蔓延的温暖，我看过蛾子飞进灯芯，温暖地死去。我想起Etty，和她睁到最后的眼睛，渴望一个彻骨的黎明。

我把Etty的日记放回书架，与静静的灰尘躺在一起，就不要再醒来，成年人建起的废墟，底下殉葬的净是年轻的灵魂，成年人踩在上面，一个个语汇的洞穴。

在颅骨的国度里，廉价的幸福和昂贵的痛苦，哪个更值得？

Side A --纽约，和冰冷的地板

整整七天了，我们终于可以合上不肯安静的眼睛，不再祈祷，不再死死盯住报纸的讣闻版小心翼翼地说，不，这不是真的。望穿秋水地站在Soho住宅区的外延，等待你可能从里面走出来，亚麻色的头发微微上卷，嘴角扬起不屑的微笑，用夹杂珀斯和纽约的口音轻声说道，瞧，这只是个玩笑，我的生日在四月，而且离愚人节很近，还服用大剂量抗抑郁药物。你没有走出来，你藏在白色的被单下面，狡黠地，安静地，道了永别，胶片里的最后光影，是个诙谐的小丑，Joker，是那个角色的名字。

New York Times的评论页，那些悲恸欲绝的人们激烈地指责那个叫做Diana Wolozin的女按摩师。“他妈的见鬼，打电话给Mary Kate Olsen有什么用，打电话给医疗队，给警察，见鬼，给那个女人打电话有什么用？”这个有着犹太姓氏的40岁女人走进你的房间，你面朝下倒在地板上，身旁有安眠药，有一张皱巴巴的二十美元钞票（不，与海洛因无关）。惊愕，沮丧，阴霾让她的双手颤抖，念头呼啸地闪动过去，她拨通第一个电话，Mary Kate Olsen，著名的 Olsen姐妹中的一个，全世界最会赚钱的女人之一，这个事件中她的唯一角色是房东（是SUBLET!！娱乐版的编辑们，去找本字典来）。然后是医疗队、警察、记者，什么都没少。后来是那些形削骨蚀的女孩子，眼睛哭得睁不开，就那么几天几夜站在那里，花朵和烛光后头的面孔，地铁站外匆遽的人群，纽约的冬天，北风直往脖子里刮。

咫尺天涯。

我不说话，为你点只烟好了。

怀俄明群山里那个名字奇怪的牛仔从来不是你，那是个投机的东方导演钻研体制后的产物，你足够出色，可是决战之夜还是输给了举着兰花指假扮Truman Capote 的Philip Seymour Hoffman。你不是他。是10 Things I Hate About You里的野蛮学生，浮荒的年轻，那些可敬又可爱的年月里，Julia Stiles象透着晨露的蓓蕾，Joseph-Gordon Levitt清癯的脸，我闭上眼睛，时光就跳了九年，睁开的时候，满眼余烬，落日镕金。

最让人难过的是Candy里的瘾君子检察官，你最爱的女人叫Candy，最爱的毒品也是Candy，我愿意在诊断书上看见入戏太深这样的诊断，那些白色的粉末是为了选择忘记。

尾声处，你站在一堆盘子后面孩子般的大笑，我走到室外，冬天的阳光这样得惨白，那些静静舞蹈的灰尘，是灰色的精灵。那个结局，比这美好得多。

后来呢？请不要不说话。最后一次采访，三分多钟，我看见时针一秒秒前进，每一秒剜到心窝，流红色的泪水。你常常停顿并为自己的不善表达而尴尬地微笑，眉宇间写着的不专心让你四处张望，是要再看一眼摄影机和镁光灯吗?那是荣誉还是灾难？WAG进行的最后一次采访，关于I’m not there，你是六位Bob Dylan之一，我没看完它，那些碎音最后成了丧钟。

就这样吧，还可以说什么呢？那支烟灭了。

Farewell ,Heath.

特吕弗花了七年去拍这个故事，他足够残酷，因为电影开场后十分钟我知道，我将用一生去选择忘记这个故事。特吕弗导演的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广为流传的维克多·雨果最小的女儿阿黛尔的故事：年轻的阿黛尔爱上了一个不爱她的英国军人平森，为追随他从欧洲到加拿大，到挪瓦斯高梯，最后到巴巴多斯；在他断然拒绝她之后，她逐渐地疯了。这个才华横溢的年轻女子开始用一种密码写日记，开始衣衫褴褛，然而，当片尾处她心爱的人打她面前走过时，她早已不再认得他。影片最后，是阿黛尔的一段独白，在滔滔逝水的画面上，伊莎贝尔·阿佳妮的脸叠映在银幕上，她正面看着摄影机，狂热地、痴迷地说：“千山万水，千山万水，去和你相会，这种事，只有我能做到！”

她爱上的不是那个英国军人，她分明爱上的是爱情本身，以爱情为业，人们津津乐道于阿佳妮击碎镜头的目光，我却独独执迷于那一场戏，阿黛尔来到即将与平森结婚的女孩家中，编造各种谎话想要让女孩的父亲放弃把女儿嫁给平森的念头，善良的老者慧黠地反问，如果他这么坏，为什么你不对他放手呢？

“先生，您认为爱上一个人是自己作得了主的吗？”这句回答是阿黛尔一生的注脚，为了不爱她的人，千山万水，从新世界到旧世界，被羞辱，被恐吓，被愚弄，她猩红的绉纱裙被疯狗撕咬的稀烂，尊严早已变成仅供瞻仰的他物。她为他还赌债，甚至为他请妓女......没有理由去责备任何人，爱情的水流终于凿穿了石头，却砸伤了自己。或许有些意志是我们永远无法探明的，所以他们只出现在电影里，我们或者带着近乎朝圣的心情膜拜，抑或冷冷的扭过头去狠啐一口唾沫道，什么东西！

真实中的阿黛尔·雨果在1915年死去，那时一战炮火正酣，她的时钟沉默且不被打扰地停在85岁，命运多舛且带着讽刺意味地成为家族中的最长寿者。曾经我以为这样的女子必然早逝，我错了，惨烈的洗礼留下了两种结果，一种是更坚忍的生存意志，一种是，行尸走肉。我愿意相信那从巴巴多斯漂洋过海回到法国的女子笃信了前者，她不再责怪生活，时光的罪愆者，她选择活下去，用足够结实的绳索捆扎命运里的劫数。
伊莎贝尔·阿佳妮的凝望可能是电影观众有史以来所承受的最狂热的一次注视。阿佳妮直直地从银幕上看着我们，她急促的语气令人喘不过气来，这些镜头对观众是一个考验，因为阿佳妮癫狂的样子强烈地呼唤着我们的介入：或者留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老去，或者进入她的王国燃烧。特吕弗以这个激情洋溢的镜头把70年代的电影观众从电影的中产阶级氛围中引领进一个令人眩晕的时代。换句话说，特吕弗根本不担心电影的写实问题，他把阿佳妮的私语放大到呐喊的地步，而观众得自己决定去留，或者分担角色的命运，或者，闪开。
一个法国影评人曾经的感慨如今已被引用了无数次：“不知当年特吕弗拍《阿黛尔·雨果的故事》时用的摄影机还在不在？承受了阿佳妮那样注视的摄影机玻璃即使不疯狂，可能也碎裂了。”这个说法虽然用了修辞，但是并不过分。像阿佳妮、于贝尔、褒曼这样的塞壬总要用她们的注视淹死很多人，同时，让一些电影不朽。

Fear of Fear 是我看到的法斯宾德的第一部片子。中文把它翻译成畏惧与恐惧，它的德语原名是Angst vor der Angst 。Angst已经被收进了英语，意为焦虑或者恐惧，是克尔凯郭尔常用的词。
　　我从不看法斯宾德，因为我觉得恐怕接受不了他的冷。这个有着忧郁童年、卖过淫、拉过皮条死于三十七岁的德国男人，长得有些丑陋，一定自卑又骄傲，脆弱又坚强，常常被自己迷惑。
　　玛戈特是一个家庭主妇，漂亮、聪明，有着高高的颧骨、优雅的金色长发，还有一个在别人眼中幸福的家庭。而事实上，她感到的是丈夫的陌生、婆婆对她的挑剔和小姑的神经兮兮。她开始担心自己会疯掉，这种担心变成了焦虑和恐惧。她开始期望通过别人找到自己的存在，她也希望玻璃划在手臂上的疼痛可以使她清醒。
　　印象最深的一景是：玛戈特和丈夫在床上，她说：你离我那么远，那么远。
　　你离我那么远。我有那么多的东西希望倾诉，于是只有沉默。我常常想，先前那些热情哪里去了呢？为什么你不再明白我挥手或者皱眉的意思？你再也触及不到我的痛。你是否还记得我们一起的恶作剧：在商场偷偷领走一个小孩，（她说，你们要绑架我吗？）或者，在二十七楼把垃圾兜扔向下面的人群？我觉得多么无力，如果可以疯狂。
　　在这个焦虑的时代，那些女子“驰骋右手打字左手/煮咖啡嘴里谈生意 ”，只是不再与夫对坐，不再陪子女做功课。
　　我总是喜欢这样的片子，它们的情节只是一种情绪。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里，那些高大的波兰女子，几乎不笑，脾气暴躁，紧张的时候就去找烟，关门的时候会很大声，还会说：“我很遗憾碾死的是你的狗而不是你”。她们也会在夜晚为打翻的牛奶哭泣，会在爱里感到迷失。在阿莫多瓦的片子里，那些不再年轻的歇斯底里的女子，被遗弃，被伤害，同时也被包容。还有伯格曼，呼喊与细语（你如何听见），婚姻场景（我该怎么办）。或者其他：苦月亮（月亮不苦，牛奶不甜），巴黎的三十七度二（这个世界挡住了我），穆赛特（我十三岁，一九六七年在法国，在河边自杀）。
　　
　　曾经一个女孩子打电话给我，她犹豫自己是不是应该结婚。她只是担心和忧愁：她很幸福，所以焦虑。
　　她说不要嫁给自己最喜欢的人，那样会很残忍。你会逐渐找到陌生、疏离和恐惧。
　　于是这样一来,我们都很焦虑。

如花把戴了五十三年的胭脂盒还给眼前苍老猥琐的十二少，她恨，她殇，她怨，单单却是不肯忘。于是回溯前世路，离恨天外，空留了一场阴霾。其实所谓承诺，只在一丈内有效。多出去的这些零碎，仿佛夜漏里紫色的流沙，一颗再一颗，一年再一年。时间是毛边的利刃，钝化了所有锋利的棱角，生命的维度骤然失去所有的辨证意义，这使我们所有的痛苦看起来都像是短暂的跳跃式蒙太奇，一个个顺接下去，我们眼睁睁看着，却无能为力。而后剧终，无机物的一团灰，或者，那是唯一的高潮。

然而我们的身体却不是面向不幸的。

两年前不停逃课出走的日子，无数次地钻进一位教法国哲学的老者的课堂，常常例行公事般地溜出高三的晚自习，既而更加忐忑地蒙混进另一间课堂。在看海的房间里，听双鬓灰白的老者讲加缪和柏格森，他常常微笑，常常小声嘀咕着，却从来没有发现教室角落陌生的脸。其时我十八岁，甚至不能用正确的英文拼出加缪的名字，我只是听，听那些离我身体很近的词语，存在，荒谬，西西弗的神话，卡利古拉，听他讲阿尔及尔的黑脚法国人的独立抵抗剧团，听他讲二十三岁的法共异端被开除出党，听他讲加缪和美丽的弗朗岑·法莱相爱，听他讲萨特与加缪的缘起，那是1943年的巴黎，在萨特一出新戏首映礼的休息室里，西蒙娜·波伏瓦走上前去：“这是阿尔贝·加缪”，听他讲他们的决裂，加缪在蒂巴萨与童年记忆相遇，最后是1960年那个凄寒的春日，加缪的车狠狠撞上大树，身边放着未完的小说《第一个人》的手稿......整整三个月,这是我扔掉数学、历史、政治、一切之后的所有，狡黠的庆幸。我曾试着张开干裂的唇朗读那些决绝的法文：Le Mythe De Sisyphe Essai Sur Labsurde，La morale dans l'ecriture......我不知道他们的意思，对我而言他们是远方的神祉，是陌生的启明，是拒绝的姿态，是无信仰者自我庇护的先导方式，等等等等，尽管我们都清醒的明白，那只是美好与负罪感交织的下午，两小时之后，无望而无妄的归途上，我会微微地发抖，遭遇末世审判者的习惯是把头稍稍朝左倾，我听得见牙齿的打颤。我看到失信的诺言的灰色烟雾，熏疼了眼睛，却不肯流泪,我想起加缪：“我们活在荒谬的世界，却无从反抗”。

两年之后我在北方窘迫的冬天再次与加缪相遇（无论赫伯特·洛特曼是个多么跋扈的老人，我总是绕不开他写加缪的700页），我读那些凝重深邃的句子：

于是在我读这些句子的时候，我离加缪越来越远了，我不说话，不争辩，更不问问题，我渴望被先验地置入一个答案，然后静默。人是面向死亡的存在，是本己的无法超脱的可能性，棺椁之下，我们独自抚慰逝去的永恒，对其他一切，我决定放过自己。

我们是这样的动物，时代的车轰轰的向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不过的是几条熟悉的街衢，惊心动魄的一刻缘自那一瞬：我们看尸体不停地抬进抬出。然而其他时候，我们只是自顾自地在一瞥即逝的橱窗里找寻自己的脸，我们的苍白和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大家都一样，只是我们是都孤独的。

我用一个秋天来看这本书。后来，一直放在身边，除了我，没有人看过。我一直想，哪一天我死去了，我的Sylvia，我的Ruth……
　　
　　静默温柔地生长 。
　　Solitude is a balm for loneliness.
　　
　　
　　2007年10月7日。我二十岁。我在期待自己的生日礼物，我知道会有Gilead。我知道我翻开第一页就可以看到这些句子：
　　I told you last night that I might be gone sometime, and you said, Where, and I said, To be with the Good Lord, and you said, Why, and I said, Because I’m old, and you said, You aren’t very old…
　　第一次在纽约客上读到这个句子的时候，在一个人的宿舍里，我试图把它们念出来，我听到了自己，幽暗房间，微弱声音。
　　
　　圣诞又要来了。我有些愉悦，因为它意味着结束。我的捉襟见肘的新生活终于可以在没有树叶和石子的遮掩之下结束了。我的半年，在Marilynne Robinson的Housekeeping中开始，并在她的Gilead中结束。而她这二十几年来只写了这两部小说。
　　
　　Housekeeping是怎样的小说呢？我不知道如何叙述，她的语言潺潺流动，而我几乎不敢说话，是沉静的快乐。我从来不知道，美国也可以有这样的女孩，她不漂亮，不聪慧，不健谈，她总是在世界的一个角落里触摸着自己的生长，在每一刻都清晰地感受哪些是近，哪些是远。 回故乡的Slyvie是近的，她常常在车站流连，她睡觉的时候不脱高跟鞋，把脚放在枕头下，客人来的时候，她总是会说：本来想邀请你们来坐的，可是阳台上都是水……她于一个晚上到来，在一个早上出走。正常生活是远的，忙碌的兴高采烈的人群，懂得生活的Lucille，当再相见，曾经的妹妹也许成了别人的温婉美丽的母亲。
　　
　　我也常常想，某一日，我在长途客车站做招待，问长途而来的人要什么酒，听他们讲哀伤的笑话，看着他们离开，知道再也不会相见。或者某一日我路过自己生活过故乡的房子，看着里面的灯光，猜想是什么人在讲什么样的故事，然后在灯灭的时候离开。
　　
　　图书分类把Housekeeping归为 “Mother Death Fiction”， 同一类还有我喜欢的Dinner at the Homesick Restaurant。不过Housekeeping更是Father Death Fiction，这是没有父亲的故事。在我以前熟悉的父亲缺席的故事里，会有疯狂的激烈的女人，可是这里只是一个安静的女孩在一个小镇上的成长。小镇的名字叫Fingerbone。我低头，可以看到自己的手指骨。
　　
　　Housekeeping讲了一个女孩的故事和离开。
　　Gilead讲了将死的牧师的故事和回归，会想到〈追忆似水年华〉里没完没了的叙述，〈一个乡村牧师的日记〉里的病牧师，还有〈野草莓〉或者〈永恒的一天〉。反正，他老了，并且会死去，所以他只有过去。
　　在这个写于二十年之后的故事里，我最爱的依然是这些简单的摇曳的句子。这是一个从祖父到儿子的故事，因为是一个父亲的故事，所以有战争，有废奴运动，当然有她喜欢的宗教，有费尔巴哈和加尔文。我还是喜欢她写女人，比如写妻子，一个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羞涩的自卑的妇人，一个常常讲It don’t matter，并为此尴尬的女人。我也不懂得宗教，不懂得Mothedist，不懂得prevenient grace，可是我依然想这些文字离我的心很近，身体很近。
　　
　　我这么渴望离开，所以在无法离开的时候，我喜欢Housekeeping这样的故事。而在阅读Gilead的时候，我会想到和爸爸一起做饭的情景，我在摘芹菜，爸爸在洗东西。正午的阳光照着灰尘的舞台。我们不讲话，无法和解，可是喜欢彼此的陪伴。我常常会突然忘记，我原来一直都是别人的孩子。
　　
　　
　　读完Gilead的时候，摄氏零度了，2007年的冬天，一切因此而显得不那么窘迫了。
　　I’ll pray, then I’ll sleep.

午夜场---前天淘来安哲洛浦洛斯的《哭泣的草地》，尾声处，Eleni在写字。
　　
　　时间太久。因为书写而爱你。当我不再写，再无你的音信，我还爱你吗？
　　
　　写给她爱的人，在海洋的彼岸。一封信抵达，要四年。四年可以发生许多事情。四年Eleni入狱，换了许多管制的军队，德国人穿灰色，英国人穿蓝色，士兵，你是希腊人吗……四年两个儿子长大，参军，在战场相见，死在彼此的战场……四年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海浪一日日重复拍打着海岸，我们的故乡。要不是你眉头，布满了尘埃。
　　
　　我想起希腊诗人George Seferis：
　　
　　 As you are writing
　　 The ink grows less
　　 The sea increases
　　
　　亲爱的安哲洛浦洛斯，说好不拍了，还是忍不住。我因此而更爱你。可是你也知道自己老了。这次没有了亚历山大，是Eleni（和你一直合作的作曲家）和Yannis（是你最爱的希腊诗人吗？一遍遍引用他的句子，从鹳鸟踟躇，雾中风景，永恒的一天。在流浪艺人的音乐声里我永远可以听出他的句子。他说：我信仰诗、爱情、死亡——/这正是我们不朽的原因。我写下一句诗/我写下这世界。我存在，而世界存在/一条河流从我小指尖缓缓流出/天空是七次的蓝……或者那些诗本来写的即是闪烁着湿光的门扣，永远无法达到心灵的父亲）。故事熟悉，如俄狄浦斯王（我的儿子，你怀抱里的是我的妻子），海伦一样的Eleni（老人见到她，都低下头，不再讨论是否该为她而战），大洪水（请给我一条船，我有孩子），战争（Yannis，是战争改变了我们，我们是亲兄弟，死在对战的阵地）。

 不再说话，也拒绝争辩，剩下的只有沉默，走路，吃饭，读书，电影，哭泣，简单到只听流水的声音便可解渴。 手风琴响。我们在河流的源头看到草原。亲爱的Eleni，你伸手的时候，有泪珠跌落，是绿地的哭泣。
　　 宛如初---害怕着火车，他让我不能均匀地呼吸，驶过去，空气变得粘稠，继而孤独，不能说话，只有沉默，看赤道划着城市的脸，无声的灰线勒紧着声带。不能写字的时候只能咬紧了手指，一片殷红，或者我是怕黑的，或是要离开的。

   早上捡来一株无名植物，将它养在翼形透明的花瓶里，翌日去看他，枝叶大半业已萎黄，水色暗淡混浊。我想大抵他属于土地，温室只是让他疲惫，痛苦大过承受的限度，倒不如了结。继而思索那些跃入高空或沉于水底的生命，鲜活的是最初的一刹，涅磐。然而在弧线的末端，是畏惧的，昙花望见黎明，水希冀化为云，或许是为了念旧，但躯体陷入土地，却是扭曲的不能自拔。而生者中间却饱含谴责和质疑声，还呼吸着包含着尸体真菌的空气，一张张辩证到不能辩驳的面孔，他们是否知道，世上真的有不自私的善举。

我停止这些思考，看这株植物，水暗下去，我没迟疑什么就把他丢进垃圾桶，留下的是清早收垃圾的卡车的碾压声。买水产的妇人的黑雨鞋，我想。

　相见欢，悲？---七月的某天，于路旁看见蝉壳；土色的背上一道裂痕，眼睛部分晶凸出来，那样宗教意味的蝉的遗壳。
　　蝉壳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但它是我孩提时候最爱拣拾的宝物，乍然相逢，几乎觉得是神明意外的恩宠。他轻轻一拔，像拔动一座走得太快的钟，时间于是又回到浑沌的子时，我再度恢复为一个一无所知的小男孩，沿着清晨的露水，一路去剥下昨夜众蝉新褪的薄壳。
　　蝉壳很快就盈握了，我把它放在地下，再去更高的枝头剥取。
　　小小的蝉壳里，怎么会容得下那长夏不歇的鸣声呢？那鸣声是渴望？是欲求？是无奈的独白？
　　是我看蝉壳，看得风多露重，岁月忽已晚呢？还是蝉壳看我，看得花落人亡，地老天荒呢？
　　我继续剥更高的蝉壳，地上已经积了一堆，我把它痛上裂痕贴近耳朵，一一于未成音处听长鸣。
　　而不知什么时候，有人红着眼睛从甬道走过。奇怪，这是一个什么地方？青苔厚石墙，黄花串珠的树，树下来来往往悲泣的眼睛？
　　我探头往高窗望去，香姻缭绕而出，一对素烛在正午看来特别黯淡的室内跃起火头。我忽然警悟，有人死了！然后，似乎忽然间我想起，这里大概就是医院的太平间了。
　　流泪的人进进出出，我呆立在一堆蝉壳旁，一阵当头笼罩的黄花下，忽然觉得分不清这三件事物，死，蝉壳以及正午阳光下亮着人眼眩的半透明的黄花。真的分不清，蝉是花？花是死？死是蝉？我痴立着，不知自己遇见了什么？
　　我仍然常常经过青岛西路，石墙仍在，我每注视那棵树，总是疑真疑幻。我曾有所遇吗？我一无所遇吗？当树开花时，花在吗？当树不开花时，花不在吗？当蝉鸣时，鸣在吗？当鸣声消歇，鸣不在吗？我用手指摸索着那粗砸的石墙，一面问着自己，一面并不要求回答。
　　然后，我越过它走远了。

鹧鸪天---华灯初上时公车穿过一棵棵发光的树，我看不见，所以视觉的事实于我已经变得次要，净由着自己的喜好来，发光的树只有那只在想象的眼睛才看得到。

视力被剥夺之后（我是深深厌恶眼镜的，宁可冒递增度数的危险，宁可冒撞汽车的危险。所以大部分时间里视线里的美好事物多的不可想象，上帝保佑，是因为我看不清），耳朵被提升到尴尬的位置，听！

如果也听不见呢？

尾声的字---是50年的，给出一个期限，忽然多出些慰藉，因为至少不再弄丢。AM PM，因为我看不见，所以你要说话。

尾声了，夏天。
　

 曾经看《Lea》，一部德国和斯洛伐克的片子。音乐是如水的流畅理夹杂着玻璃破碎的声音，是被枪击碎的窗户或者被掷出的杯子。一个叫Lea的斯洛伐克女孩，看着母亲被父亲凌辱，用手铐杀死，患上失语症。她不再讲话，她写诗，她画画，她拉小提琴，她长的很美丽。一个德国男人从邻居手中买下她做妻子，这个男人暴烈，沉默，内敛。因为爱和痛苦，他们和解，然而和解不能成为结局，于是导演让Lea患病，死去。
 或者我们都是相信诗歌，爱情和死亡的，所以这样喜欢这个片子。

后来我长到十九岁。我知道的不能讲话的女孩子，不会写诗，不会作画，不会拉提琴，而且，也不漂亮。在路上，车上，街上，我带着颓丧的情绪看来往的女子，想她们的故事，觉得Lea是一个谎话，一个美丽的谎话，欺骗了我很久。

 La dentellière，那是一个编织的姑娘的故事。

 十九岁的比切斯在一个美发店做工，这个没有读过太多书的女孩，害羞，不与任何人争辩，带着稍稍的自卑情绪却喜欢自己的生活。她和朋友一起度假，遇到一个男孩子，接受了他的搭讪，然后是他的求爱。她安静地带着愉悦和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这一切。男孩在大学里读博士学位。他们有着短暂的相爱时光，不过很快男孩就发现仅仅欣赏她身上本能的聪颖是不够的，就决定分手，她依旧安静地接受了，只是病了。他们再相见到时候，女孩已经在一家精神病院里，她陪着他散步，踩着地上黄黄的树叶，回答他出于安慰的提问，接受他礼貌性的吻。在他离开后，回到自己的位置，继续编织未完成的织物…… 

女孩脸上始终有着我熟悉的神情，如我也曾认真的问过一个人Dialectic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已经忘记了别人给我的答案。或者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概念在我们活着的一生里都是含混不清的，我们询问，但是不会记住答案。

 大概是最近有些病了的缘故，我开始想蕾阿和比切斯。得病并没有我先前想象中那样带着病态的美和迷恋。或者失语和失常也不是什么美丽的结局，只是她们都是臆想编织出来的女孩罢了。如果病了，就只能去看医生，这就是所谓的真实吧，带着卑微的情绪。
　　
　　
　　一年的九月的下午。晴朗。我从图书馆的旧书丛中找到莱内的《花边女工》。用等车和堵车的时间看完了这个只有104页的伤逝故事。
　　
　　小说获得了1974年的龚古尔奖，1977年由Claude Goretta改编成电影，演比切丝的是我喜欢的伊莎贝尔-于贝尔。比切丝十九岁。那一年于贝尔二十五岁，凭借这个片子获了BAFTA奖，是她荧幕生涯中夺目的伊始。我开始怀念宾馆里白色床单消毒水的味道和于贝尔在电影里最后一个镜头。花边女工凝视了我几秒钟，脸上带着一种近乎母亲般温柔的微笑。我问觉得她猜到了我的忧虑，她怜悯我.
　　
　　电影和小说都很简单，故事只是讲一个女孩子被爱接着被背弃。我想起她，是想起她的沉默，如无人之境，如海边的比切斯。
　　
　　她们像两只小虫子，在叙述她们的书页上缓慢地移动着。书页是重要的；或者是那些已经发芽的土豆，或者还有城里那个房间地板上的刺是重要的，其他什么也不重要。
　　
　　蜗牛一样卷缩的灵魂，两只小小的触角，很快地缩了回去，因为畏惧，也因为平静。
　　
　　她不责怪生活。她沉默，是自惭形秽。

终于找到书的原版来读,一样还是温暖,电影一直都没有找到,只有放海报在这里,德版这幅实在可爱.

写字的时候已是曙光初露，夜灯的黄色光晕依然很温暖。光驱还在转，克劳德·勒鲁什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66年时，34岁的阿努克·爱美边吸烟边发电报：

“不不不，这样说，我爱你。”后三个字用法文讲出来，黎明前看到时光的缺口。

我忽然感到距离的沉重，若电报无法如期到达，我们只看到两条平行线，一如七点半时逆向横穿马路的人群，脚步声喑哑，声声断断。

黑白影像里的火车总是悲恸的意象，安妮的长发里是一首暗灰色哀伤的歌谣，静静地流淌。忽而片尾，听她唱起“da，da，da”，倏地明白一场爱情里，所有等待都是值得，视线里黄色的光芒影影绰绰，幸福的火苗舞蹈。

《绿洲》里的恭洙在等待，片尾阳光照进狭长的房间，公主与将军，整晚几乎哭得没有了知觉，然而任何感动在这样一场爱情面前是怎样地卑微啊？脑瘫的恭洙眼睁睁看着爱人被带走却说不出话，是沉痛到指间每一根神经的距离。只有让身体和墙壁碰撞，声声在耳，每一声是在心口剜下的一刀，血和黑夜融成缺了一片的莲。无能为力的还有我们，忠都锯树的一刻我在想，我们能为无数受伤的心做什么？不能，因为我们一样残疾，当麻木变成本能，爱都将无法救赎。

屋外有一棵大树，屋内的投影仿佛是一片绿洲。

有时侯等待变成唯一的拯救，当目的地变成一片死寂的时侯，两颗绝望的心渐渐沉入水底，未完的是深渊。

已经记不起是第几次看《离开拉斯维加斯》了，那距离可以近到相互依偎取暖,可以近到男人对女人说：“I Know I Love You”，可以近到看一眼身边熟睡的人无力呼喊......定格处是本囊中羞涩的微笑。曾听到了Don Henley的Come rain or come shine：“我要爱你，比任何人都爱你。无论下雨还是天晴。像山一样高，像河一样深。快乐在一起，不快乐也在一起。”多么希望萨拉被凶恶的嫖客殴打时本会出现，然而只剩一付僵硬的躯体。最心疼的是这一场，萨拉跑到赌场找本，保安要赶她出去，Let go of my arm，她说，继而转身狠狠啐了保安一口唾沫，神经质地微笑着跑出去，维加斯的夜在那刻黯淡下来，充斥欲求的城市里，堆满的是灵魂的麻木和腐朽。忍不住转过身去，把身体缩成一团，开大了的冷气，凉风直往脖子里刮，觳觫的瞬间，惊觉生命的博弈里，几番无常里的定数。

再转身的时候，天已大亮，耳边忽然响起波兰作曲家普列斯纳为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蓝》所做的《欧洲统一颂歌》，朱丽听到流浪艺人演奏丈夫的作品，此间的距离，变成最后的慰藉。用那双曾与石墙狠狠摩擦的手，把流浪艺人的琴盒弄正，或许他可以舒服些。

The Jesus and Mary Chain 唱起just like honey，手里的铅笔突然变得无法安静地涂鸦，唯一宽心的距离，是这一次，迷失东京，东京的迷失，都是寂寞着的人们。东京的街头斯佳丽·乔汉森泪眼依稀，可无论如何我们相信，这段距离永远是在阳光里，仿佛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写的那样，是胸口的一颗朱砂痣。

看过无数善意的揣测，比尔·默里最终究竟耳语的是什么？回美国再见？一个地址或电话号码？我爱你？那是无人知晓的秘密。唯一留下的是最合适的距离，没有远一些，也没有近一些，原来我们都曾在那里。

所以当just like honey旋律响起比尔·默里挥手道别的一刻，把窗子打开，七月的艳阳里有苍穹碧蓝，有草木葱郁。独自等待里的无处告别，长长呼一口气，然后画长长的线，一路向北。

尘土飞扬的旧公路尽头,远远驶来砖红的电瓶车,匆遽的路人难免驻足默视,数秒后大都一脸笑靥地作鸟兽散,身影在聚合的一点猛然错开,既而消失在鳞次栉比的广厦间.于其中的大多数人,此间的收获亦属颇丰,数小时后的晚餐桌上,午时的插曲必定会合时宜抑或不合时宜地打破座上诸位浸淫其间良久的沉默状态,小小的电瓶车足够礼貌性的微笑,只可惜电瓶车的一抹砖红无非银色速写里一笔突兀的铅灰,它潇洒驶去后仍是落了一身孤寂的惨淡时空.在阒寂无人的风口或曾射进一缕光束,是电视机冷光屏的微蓝,女人盯着里面假洋人力荐的美容面具目不转睛,,男人如雷的鼾声倒不失结构蔚为磅礴的阴喻,他视美容为畏途,每一声鼻息都是决绝的否定.墙角一少女立其间,手捧显然被吃力撬开的日记薄眼泛泪光,我们清晰读出她的唇语却也读出她的心虚:"我没有早恋",云云.当然,我们有理由相信,那樱唇后酝酿的是无数更为恶毒的潜台词.

 并非虚构的scenario,或许写的就是我的某位邻居，这样的生活足够惊出我一身冷汗。

 把在化外国度里驰骋过分天马行空硬拉回现实世界，电瓶车还没有驶出视线，前路是不曾迂回的直线。想法由刚才的骇人生活场景过渡，是忽然想起了Little Miss Sunshine.多么美好的电影，从阿尔伯克基到加州的漫漫长途羁旅，一辆电瓶车在一条条蜿蜒的州际公路上踽踽独行，唯一不曾改变的是平凡的小女孩Olive一个美丽的梦--成为儿童选美冠军。曾被电影里那样的理想主义感动，平凡之中见伟大的精神典范，仿佛电影已不是电影，而是每秒24格的真理，恍惚中屏蔽着世态炎凉。那也是闷骚的一家人，只是怀揣一个美丽的梦。

  我如今的生活是如歌行板和滞重跫音的中间状态。走势的疲软尚不足彰显一股二元对立，因为逝者如斯的岁月里也不曾有荡气回肠的起承转合，所有的经过因为全是符合逻辑的因果而味同嚼蜡。我于光阴的第一面，也曾有Olive般美丽的梦，那时的理想是去译制厂做配音演员，因为那样可以白白看很多电影，后来看陈丹青的一篇《好音时代》，感慨万千。结果配音演员没有做成，却战战兢兢习了几年音乐，然而那段记忆是一棵桑葚，回忆是酸的。远离音乐的高中时代，是我于光阴的第二面，苦乐年华已经写得够多，回忆起来已多是一颗感恩的心。最重要的是，它已经过去。

  此刻跋涉在赶做洋插队的新长征路上，是我于光阴的第三面，百转千回之际早已不计较再被打回原形。等待中仍然会偶尔发发梦，为的是让一切看起来有意义。零碎的时光四处找电影，两地的碟市都常见寡语的男社会青年一位，手捧几张基耶斯洛夫斯基或是James Ivory可以乐上一整天。乱读书乱听音乐，茫茫然在杜普蕾的大提琴声中结束一日劳作。若我无缘西渡，倒欣欣然过这样的生活。苦于生活的方程逻辑严谨，规律的跳脱后常常是严惩。

 某日轧马路，看放学的小朋友手牵手过马路，耳边是时光隆隆的倒转声。扎马尾的小女生牵着我的手穿过斑马线，一条一条，如今却遍寻不见，已然成了时光的道场里或纵或横的线。光阴若只如初见，我还见的到那女孩的笑靥，只是此两面过后，她已成陌路，恍如三生三世。

光阴，于你的第三面，你还拿什么相挟？

或许，只有我的青春。

距离---三百多公里，四个小时，却象是一瞬的事，我也不再和没有春天的城市纠缠下去。车轮和钢轨的摩擦声音的美妙让我忍不住去做小小的对比，在四月的第一天搭很远的公车找一本书，对面马路油罐车由东向西行驶过去，白上衣落了一身尘土，朝自己笑笑啊，或许是因为早已经记不起落难此地的缘由了。笑过之后嘴里满是黄沙，我慢慢把它们咽下去，留做最后的纪念品。只是眼皮开始沉重起来，抬起头来的时候才发现路灯氤氲成色块凝重的马赛克，霓虹变成了彩虹。我倒退三步站进银行大厦前的广场，半椭圆的建筑上猫眼锆石零星地散布着，墨蓝的夜空下看手背上的青筋一根根凸出。墨蓝与靛青，我想起写过那样的一封航空信，透明的蓝色信笺上用绿色墨水写下的地址，我忘记是写给谁，也忘记了寄去哪里，某个细节却因记忆的交和而变得分外清晰起来：邻座酣睡的女士的锆石耳环，两侧鼻翼贴着美丽的瓢虫贴纸。我想起Elizabeth Bishop的诗

Is it lack of imagination that makes us come
to imagined places, not just stay at home?
Or could Pascal have been not entirely right
about just sitting quietly in one's room?

Continent, city, country, society:
the choice is never wide and never free.
And here, or there . . . No. Should we have stayed at home,
wherever that may be?"
女士没有醒来，钢灰的担架上，墨蓝的毛毯盖住她的脸，我的手里还握着她绿墨水的钢笔。

She's sitting quietly in her room.Wherever it may be.

我想那是更远的距离，我们都因无力企及而显出苍白，出于恐惧，出于庸碌。

稍近一些的时候，我们却都因看不清对方而痛苦，我在你对面，你看到的是黑暗，我把光打向自己的脸，你看到的是一片黄晕。

几年前逃课在城西那些卖打孔的地方乱撞，一张美丽的唱片躺在角落里。Ry Cooder<Paris ,Texas>的原声，落寞的吉他象是小朋友弄丢一口袋弹珠后的哭泣，泪水仿佛弹珠一般透明。许久以后我看到这个电影，一个叫Travis的人离家四年后与妻子孩子重新痛苦相认的故事,Wim Wenders的作品,地点是德州的巴黎。Travis在德州的色情表演店找到妻子，他们中间隔着黑色玻璃，他看得见她，她看不见他，他给她讲他们之间相爱的故事，她认出他的声音哭着跑上前去却看不见他，只看到黄色的光晕。

Travis开着59年的福特再度离开，Paris，Texas，没有人知道，盛夏绵延的路，饥饿地吞噬着一切。

没有人愿去更远的地方，可我们都在路上。

辩证---辩证法的存在让我已经不能再有纯粹的爱或恨，辩证的存在，我们的生活里无好无坏。然而感情的辩证却是心力交瘁的矛盾，它的上升足以摧毁一切。离开的前夜看一颗很美的月亮，原来无沙的天空可以清澈至这般境地，或许是习惯不离开。这就是辩证的困扰，过渡的时期里做下的最决绝的决定便是离开，为离开而做的停留恐怕是最不值钱的吧，所以当舍友打着手电帮我整理行李的时候我不得不不断用这个理由来强迫实现感情上的辩证，我不会爱这里，也不会恨这里，因为我离开了。Isabelle Huppert在〈钢琴教师〉里说，我没有感情，即或有，也将被理智征服。如此超然的辩证，大概做一切事情的理由也都明晰起来，只是没有人做得到。

我是带着爱出发的，即或回归原点。

原来我们都是哲学的例外。

一---耳朵在早上惯性地痛，左耳的右侧开始由内向外逆时针打孔，类似滴答的节奏，一遍遍回应着白天时手指穿越镂空的紫色流苏时那些轻巧的，哀婉的，麻木。紧接清脆的一声响，仿佛小朋友孜孜不倦地耐心掐破电器内包装的塑料气泡，或者北方孤独的大年夜，朝西天外射出的魔术弹在最清亮的一声之后彻底变成了哑炮，被人丢掉静静躺在马路的另一端。可是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后又会响，古道旁，野风里，那决绝的一声响。

二---三月的天幕是一匹灰色的布，倔强着不肯裂帛，如果我肯做一袭祫衣，配合的一定是紧缩的眉头，然后咬紧牙把这身衣服一点点撕开，然后一点点微笑。用剩下的布打扫，揩净蓝色的大门上昨晚落下的雨水，用熟悉的灰尘写熟悉的字，醒来啊。快要醒来的梦里看见独眼而独语的少女，粉色的嘴角刚毅地上扬，左手一掊泥土，右手一把手枪，直到那决绝的一声响，春萌秋萎的季节分界，画出红色的弧线，下一个起点即是终点。

三---Wenn ich dich lieb habe, was geht's dich an? 我爱你，但与你无关。

歌德决绝的一声响，柏林和青岛在同一天下起大雨滂沱。Tielplatz附近的三层小楼，锈迹斑斑的邮箱上隐约可见两个铿锵的字母，GU。新西兰云山雾罩的荒岛上，中国来的诗人用斧头敲出决绝的一声响，三颗强健的心脏在最后的一瞬拒绝歌唱。夜雨里面窗而立，三束彻夜的星光，黑色的眼睛在寻找光明。

四---Sofia Coppola本来可以对观众们更残酷，只是她没有，鲍伯还是遇上了夏洛特，我们听不见那段耳鬓厮磨，却更清楚这是个没有续集的故事，Lost In Translation,东京的地下铁开出黑色的花，那决绝的一声响，是飘在风里的话。

 五---又只剩下我自己，总是装作很坚强却轻易被人识破是多么脆弱，是害怕一个人的，好像无水的池塘里一片龟裂的土地上静静祈祷雨水，明天还要等多久？

决绝的一声响，下雨了。